缺憾

　　《能源法》在制定之初，就充分借鉴了美国的《国家能源政策法—2005》。起草组甚至对这项法案重要篇章专门组织人员翻译，试图有所借鉴。

　　但是，中国法律体系固有的原则性东西过多、操作性相对较差这些问题，使《能源法》最终难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回避和模糊处理。

　　起草初期，叶荣泗即希望在法律中能够规定一些闸口性的量化指标，如节能减排指标，清洁能源比重、能源战略储备天数等。“需要一些硬性或软性的指标，如果政府部门没有达到目标，就应当向全国人大说明理由，问题重大的要有问责。”

　　这一设想在直至目前国务院法制办的最新修订稿中，都未能成行。

　　“能源法需要相关的配套法规和政策文件出台。在能源法出台以后，能源法的一系列子法都需要加紧制定。”叶荣泗表示。

　　在当前的能源法法律体系中，对法律主体的界定不明已是“通病”，这是导致诸多可操作性条款难以明确的重要原因；而在《能源法》法中这一问题同样存在。

　　征求意见稿对能源管理部门的规定为：“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组织实施国家能源战略，制定和实施能源规划、能源政策，对全国能源各行业进行管理，统筹负责能源领域的发展与改革工作。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具体职责由国务院规定。”

　　“这里的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是谁并不明确，《能源法》的法律主体不清楚。”中国能源网首席技术总监韩晓平说。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最新修订稿中将能源委写进了《能源法》；而发改委与国家能源局的权限分工，修订稿没有进一步明确。

　　依照国务院办公厅确立的职能定位，能源委并非是一个办事机构，其职能仅仅是议事与协调；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承担了较多的能源管理权限，但彼此权责、分工多有交叉不明之处，归属于发改委代管的国家能源局地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