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方兴未艾的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所引致的对能源的旺盛需求，使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市场最重要的买家之一。同时，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也使得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安全乃至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因素。

　　中国的能源需求与能源安全

　　近10年来，亚太地区已成为仅次于北美洲的新能源消费中心。以石油为例，北美洲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区，其石油消费量在世界石油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在1989~1999年下降了0.2%，而亚太地区同期石油消费量却由19.9％增加到26.9％，猛增了7个百分点，成为世界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国内生产的石油和天然气远远赶不上需求的巨大增长。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对石油的进口量连年增加，2004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原油的第二大进口国，而且对外依存程度不断增高。据商务部监测数据，2006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47%。另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中国在 2010年与2020年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高达61%与76.9%。对于煤炭，根据国家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净进口煤炭290万吨，预计 2007年中国将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而天然气作为一种优质洁净能源，近年来在中国的消费增速也相当惊人。据发改委能源局预测，2010年与2020年我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将达1200亿立方米与2000亿立方米，供需缺口将分别达到500亿立方米与1000亿立方米。据权威部门预测，2010年与 2020年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达35%与50%。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市场上最重要的进口国之一。

　　近年来，国际能源市场上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以石油为例，1993年石油价格在20美元/桶附近波动，但是今天的国际油价已经超过80美元/桶，14年之内升幅达400%之多。同时，作为重要能源的煤炭与天然气，其价格也水涨船高。例如，在2006年11月澳大利亚BJ标准动力煤离岸价格(FOB)还处于44美元/吨的价位，随着需求增加，国际煤炭价格不断走高，澳大利亚BJ标准动力煤离岸价格一路走高到目前的接近70美元/吨。由于价格的大幅上升，在购买能源时就需要支付比以前更多的外汇。有媒体报道，2004年我国单石油进口一项就多支付了70多亿美元。

　　随着中国经济对能源依赖性的不断增加和能源价格的不断攀升，能源安全日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能源安全在本质上已经从“生产—供应”型的“供给安全”模式转变为“贸易—金融”型的 “价格安全”模式。因此，所谓能源安全实质上就是能够以可接受的价格持续地获得能源。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能源价格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参与国际能源定价，对国际能源商品定价权的影响力问题。对定价权的影响力越小，该国所面临的能源价格风险就越大。

　　中国的能源定价权问题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能源进口国，但我国没有获得与进口份额能源相应的定价权，在参与国际能源定价上面临巨大的困难与问题。近年来，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出现了两个引人深思的现象：一个是“中国要买什么能源，什么能源就涨”；另一个是“中国企业常在价格高位买入”。对这两个现象的解读是：这的确反映了市场中价格机制的作用，即需求增加必然导致价格上升。但是，国际石油价格从今年1月份的50美元/桶上涨至现在的80美元/桶的增幅60%的事实，很难完全用实际需求增加的因素来解释。换句话说，这一现象必然反映了有机构利用中国需求在进行炒作抬价以牟取暴利。这也说明，中国目前没有获得与自己进口份额相匹配的国际能源定价权。

　　在国际能源市场上，能源定价权主要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能源价格基本上是由最有影响的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约的价格决定。当前国际原油贸易的基准价主要参照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价格(WTI)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 (IPE)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Brent)。在国际煤炭市场上，世界上主要的4种指标性煤炭价格——西北欧煤价、美国蒸汽发电用煤价格、日本焦煤价格和日本蒸汽发电用煤价格——全部来自发达国家。在目前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机制下，欧美发达国家利用发达的期货市场形成的基准价格与亚洲国家不能通过期货市场竞价机制形成公开透明的价格相比，在能源定价中获得了明显的优势，即所谓的“亚洲溢价”。据有关专家统计，1993~2001年，沙特阿拉伯轻质原油销往东北亚地区的价格比销往欧洲市场的价格平均高1.01美元/桶，与销往美国市场的价格相比差距更大，有时高达3美元/桶以上。据测算，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因受到“亚洲溢价”的影响，现在中国每年要多支付逾10亿美元的外汇。

　　相比之下，中国国内不仅缺乏一个成熟的大规模能源期货市场，而且缺乏熟悉国际期货规则而且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者。此外，监管部门还对中国企业利用国外商品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投资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中国的能源进口需求往往被国外机构投资者所利用。一般地，如果预测到中国将大量买入某能源，这些机构就会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提前拉升该能源的期货价格。

　　中国争取能源定价权的对策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市场上最重要的买家之一，但要获得与进口份额相匹配的国际能源商品的定价权，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为了应对定价权这一瓶颈问题，主要对策包括：增强亚洲国家合作，扩大政治经济影响；构建市场体系参与竞争，争取能源定价；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预测能力。

　　第一，增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扩大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影响。为了应对“亚洲溢价”，根本方法就是要加强亚洲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中国与其他亚洲主要能源消费国(如日本、印度、韩国和泰国等)应加强合作与政策协调，建立一个类似OECD的共同体来增加亚洲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引起主要能源生产国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让它们充分认识到：与亚洲能源消费国家双赢互利，不仅完全可以确保这些国家的需求安全，而且可以给这些国家的能源产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构建现代能源市场体系，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争取国际能源定价权。欧美发达的能源期货市场对于国际能源价格的制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亚洲市场至今没有一个能与NYMEX和IPE相竞争、能够反映亚洲原油供需情况、代表亚洲国家利益的原油期货市场。日本和印度先后推出了自己的能源期货来争夺能源定价权，意图改变亚洲在能源进口贸易中的被动局面。中国也应利用这个机会，建立和完善自己的能源期货市场，利用监管权与交易规则制定权来对市场施加一定的影响，使得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形成能够反映我国能源市场的供需关系，捍卫我国能源进口的正当权益。如果中国能源期货市场能够成为国际能源定价中心之一，或者中国能源期货价格能够成为国际能源价格的重要参考，那么中国就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在这个对策执行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以下3点。

　　第一点就是建立能源期货市场并不意味着拥有能源国际定价权。以石油为例，美国纽约、英国伦敦、中东地区、新加坡、日本东京等都有石油期货市场，从近几年的实际运行来看，决定石油价格的国际定价中心是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其他石油期货市场根本构成不了国际定价中心。特别是就2004~2005年全年石油价格的巨幅上涨来看，其他期货市场只能是价格的跟随者，对于定价几乎无能为力。因此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不是建立了能源期货市场就取得了能源的国际定价权。实际上，建立能源期货市场只是为争取能源的国际定价权提供了一个竞争平台，真正获取能源国际定价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本实力。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随着汇率和利率等主要金融价格的波动频繁和波幅加剧，试图管理风险的金融创新工具不断涌现，大宗商品的衍生交易在这一阶段也随之发展并日渐成熟起来，商品的衍生交易市场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投机资本不断增加，加上各种先进的交易手段，投机资本逐渐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决定力量。

　　第二点就是利用能源期货市场不仅仅是争夺能源定价权，更是争夺能源资源的拥有权。只有掌握了能源资源才能谈得上掌握能源定价权，在能源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谈论利用能源期货市场来争夺相关能源商品的国际定价权，是极其错误的想法。英美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能源定价权是在其强大资本掌握了丰富的能源资源及国内具有充足的能源储备的基础上获得的。因此中国建立期货市场不仅仅是为了争取能源的定价权，更是为了利用它争夺更多的能源资源，尽快建立起能源资源的战略储备体系。

　　第三点就是交易规则并不等同于游戏规则。在期货交易所里面，交易规则是公开透明的，对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是平等的，但是游戏规则并不同于交易规则。根据博弈论，在理想状态下，期货市场里的每个参与者并不比其他参与者更具有优势，游戏规则对每一个博弈者都是平等的；但是，期货市场并非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博弈者有强有弱，还是根据博弈论，强者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弱者则是游戏规则的接受者，因此，强者处于有利地位而弱者则处于不利地位。就期货市场来说，强者就是实力强大的投机资本。因此中国建立期货市场参与国际能源市场竞争的根本意义，一方面要打破西方大国对资源控制权的垄断，另一方面要把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风险尽可能多地释放在国际市场中，并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采购价格上取得较大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第三，加强我国能源经济的科研队伍建设，提高能源价格预测水平。前面谈到，我们要利用能源期货市场以合理的价位争夺更多的能源，尽快建立起我国能源的战略能源储备体系。这就涉及到我们在什么价位上来采购能源建立储备？鉴于此，加强我国能源经济的科研队伍建设、提高能源价格预测水平就势在必行。因此我们要调整相关政策，加强能源经济的科研投入与科研人才的培养，提高未来能源价格走势的预测精确度。这既包括根据各方面的数据和相应的数量模型所作的定量预测，也包括根据国内和国际的宏观经济和政治形势所作的定性预测。据此，争取在能源市场上以最低价格（无论是期货还是现货）签订补充战略能源储备的合约或合同，争取以最快的效率、最高的效益逐渐增加我国的战略能源储备规模，从而确保我国能源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