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导读：1973年底，一场因中东战争而起的石油危机在几个月内席卷了大半个地球。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次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英美石油巨头和金融投机者在政府支持下精心策动的结果。至于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世界能源流通，并借机牟取因石油溢价而产生的巨额利润。

　　理查德·尼克松任职第一年（1969年）的岁末，美国经济再度出现衰退迹象。为扭转低迷的经济形势，华盛顿不得不大幅降低利率。结果，为寻求更高的短期收益，投资者纷纷把资金转往欧洲和其他地方，总额达到了200亿美元。到1971年5月，美国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月度贸易逆差，并触发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元的恐慌性抛售，局势到了濒临绝望的程度。

　　1973年5月，84位世界顶尖的金融和政界人士悄悄聚集到了瑞典银行业名门瓦伦堡家族的海岛度假胜地索尔茨约巴登。在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组织的这次密会上，美国代表沃尔特·利维生动地描绘了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收益即将出现4倍增长的“愿景”——显然，这群人的会晤不是为了阻止可能产生的能源价格波动，而是为了操纵即将产生的石油美元洪流。

　　不妨让我们仔细看看参加这次会议的达官贵人们的名单：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的罗伯特·安德森，BP公司董事长格林希尔勋爵，还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即将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据说，基辛格本人也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常客。

　　自从1945年以来，由于美国的石油公司主导了能源市场，美元作为石油标价的标准货币已成为国际惯例。因此，世界油价的突然上涨，意味着购买这些石油的美元需求量同样会急剧上升。显而易见的是，聚集在索尔茨约巴登的巨头们希望发起一次对世界工业的重击，使权力的天平重新偏向英美金融利益集团一边，为了这次行动，他们决定使用最具威力的武器——对世界石油流通的控制，希望借助全球性的石油禁运来大幅度拉高能源价格。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以色列，点燃了“赎罪日战争”的烽火。与一般大众的印象相反，这场战争并非阿拉伯国家一时误算的结果。相反，围绕它的开打，华盛顿和伦敦秘密策划了一系列事件，并动用了由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建立的强大秘密外交渠道：通过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基辛格有效地控制住了以色列的政策反应；同时，他还开辟了与埃及和叙利亚的沟通渠道——做法十分简单，就是在关键问题上向对方误传消息，确保战争和接下来的石油禁运按计划展开。

　　那场战争及其后果，乃至基辛格后来的“穿梭外交”，实际上都是根据索尔沃约巴登会议纲领安排的。结果，阿拉伯产油国成了千夫所指的替罪羊，而应该负责的英美利益集团却藏身幕后平安无事。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尽人皆知的了。1973年10月16日，欧佩克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决定将油价从每桶3.01美元提高到5.11美元，涨幅高达令人惊愕的70%。次日，欧佩克组织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在历数“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种种罪状”后，正式宣布停止向美国和荷兰出口石油——鹿特丹一直是欧洲主要的石油输入港口。至此，震惊世界的史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全面爆发。

　　然而，与表面上剑拔弩张十分不协调的是，当时的美国财政部这时却和沙特阿拉伯货币局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其条款规定，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石油税收收益将用于弥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次人为设计的中东冲突中，英国伦敦极有远见地明确表示中立，也因此避免了受到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影响。有心的人们还注意到，欧佩克油价上涨四倍的一个间接后果，是导致众多英美石油公司冒险投资的北海油田开始产生巨额利润。

　　石油危机所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只能用“灾难”二字来形容。到1973年10月，美国国内的原油库存已经处于令人担心的低水平线上，阿拉伯的原油禁运引发了公众购买汽油的恐慌，汽车排长队加油成为街头巷尾的常见现象。

　　对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来说，能源价格一夜之间上涨4倍的影响显得更为严重——它们大多数没有多少国内石油资源，不仅支付不起飞涨的能源价格，从石油中提炼化工原料和肥料就更不用说了。

　　就在基辛格等人精心谋划的石油危机给世界工业增长造成毁灭性打击时，它却给少数人带来了实在在的利益——首当其冲的就是绰号“七巨头”的英美跨国石油公司同盟。到1974年，埃克森公司已超过通用汽车而成为全美营业收入最多的企业。至于欧佩克美元的大量收入，即所谓的“再循环石油美元”，则绝大部分被存入了伦敦和纽约的各大银行，后者不光处理货币业务，同时也参与国际石油交易。大通曼哈顿、花旗、巴克莱这些金融界怪兽，无一例外地赚了个盆丰钵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