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至9日，今年联合国的第四次气候谈判将在天津进行。天津谈判以及本年度其他3次国际气候谈判，主要目的都是为11月联合国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准备谈判文本。但是，8月初在波恩进行的今年第三次气候变化谈判在一片争议中落幕，因此，天津谈判成为今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最后的沟通机会。

　　发达国家减排形势仍不明朗

　　气候变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在全球逐步资源共享、环境共享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减排博弈已经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而是呈现出一种竞合状态。也就是说，各国之间既存在竞争，也要有合作，博弈中各国的收益或损失的总和并不等于零。无论是哪个国家采取行动，只要有效减少碳排放，全球气候变暖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这种情况下，仅靠自愿减排就显得动力不足，必须要有强制性的约束来限制碳排放。

　　鉴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技术实力、资金水平方面的差距，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来限定排放是科学的，也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缺乏充分信任，已使得国际气候谈判处于僵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仅达成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要将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目前，第一承诺期时间已经过半，但发达国家却没有传出任何关于气候框架谈判的利好消息。

　　在去年的八国集团峰会上，八国领导人共同发表了一份减排声明，同意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这份所谓的“双五十”声明被称为是一次“没有细节的合作”，只是向全球发出了一个提倡减排的信号。其次，发达国家的这种模糊措辞也有转嫁和逃避自身责任的嫌疑，掩盖了某些发达国家自身的不合作态度，却将发展中国家拉入减排框架，偏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此外，在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方面，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是发达国家应以减让、优惠条件或无偿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的应对气候变化技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但是，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并没有实质性的行动。

　　发展中国家挑战与机遇并存

　　目前，全球碳排放市场的金融化日益明显，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加紧推出碳金融产品，争夺未来碳交易的定价权。

　　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CDM机制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由于发展中国家处于整个碳交易的最低端，发达国家利用掌握的市场和标准，能够从发展中国家以低价收购排放权，然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碳金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创新方面的能力显著弱于发达国家，在碳排放定价的争夺中，发展中国家已经处于劣势，前景不容乐观。

　　然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远远不止这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郭海涛副教授认为，如果发达国家推出碳税，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抑制作用。因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层次低，但单位产品价值碳排放量较高。如果征收碳税，势必会推高产品价格，降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比较优势。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碳减排与工业化冲突的艰难选择。

　　当然，碳排放义务也为发展中国家加快产业结构高级化提供了外来驱动力，促使发展中国家加快采取措施打破当前的产业结构升级障碍。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产业分工中处于底层，减排潜力大，边际成本相对较低，能吸引众多具有减排任务的发达国家前来购买排放权，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筹集资金进行碳减排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

　　碳市场增长将对全球货币体系产生影响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9年全球碳交易金额超过1400亿美元，较2005年增加了12倍。更有预测认为，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规模会接近3万亿美元，远远超过石油市场。

　　碳排放权成为世界最大宗商品势不可当，而碳交易标的的标价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全球货币体系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今后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贸易摩擦、汇率问题都会与碳市场高度联系起来。

　　目前，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场内交易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而由于一直以来英国都是碳减排最坚定的执行国，尽管英国排放交易体系已并入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但伦敦作为全球碳交易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英镑作为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空间能够继续保持。此外，由于日本、澳大利亚在碳减排方面的领先地位，日元、澳元也将在未来全球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中占有一定比例。

　　相比而言，美元在碳交易市场的需求稍显逊色。碳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很有可能会对打破单边美元霸权、促使国际货币格局多元化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