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下半年中国光伏业遭遇寒冬后，相关扶持政策更是密集出台。国家发改委提出，2011年7月1日以前核准建设、2011年12月31日建成投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统一核定为每千瓦时1.15元；国家能源局连续两次上调光伏“十二五”发电装机目标，规划到2015年末达到1500千瓦，而年初设定的目标为500万千瓦;财政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共同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从4厘/千瓦时调整到8厘/千瓦时，按照这个标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费征收将超过380亿。

    “国家政策的出台推动中国光伏装机市场实现了跨越性增长，特别是2011年上网电价政策的出台，直接推动中国2011年新增光伏装机量达到2.5GW左右。”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光伏产业研究所研究员江华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同时指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光伏产业的迅速发展，也都离不开相关扶持政策的推动。作为清洁能源产业，太阳能光伏产业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就开始受到日本、美国及欧洲各国重视，“强制光伏上网电价”、“税收优惠”、“净电计量法”、“初装补贴”等一系列光伏扶持政策相继出台，有效地刺激了市场需求，带动了产业的发展。

    旧模式“难配”新能源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策并未改变中国光伏产业“两头在外”的尴尬境地，而且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暴露出旧模式“难配”新能源、政策和市场脱节的问题。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向表示，政策出台对于行业发展起到了利好作用。但目前政府支持更多停留在发电补贴上，而对于明确光伏发电强制性市场份额以及对光伏系统给予贷款、税收及财政方面的支持尚无明文规定。

    这种单纯的输血式补贴，对于光伏这样的新兴产业来说，是“饮鸩止渴”。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李胜茂指出，目前国内的补贴政策精确性不够，“不管是有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都能领到补贴，这种补贴不仅没有起到最大限度地激发优秀企业的效果，反而成了维持落后生产力的推手。”

    不仅如此，补贴标准和行业技术进步缺乏联动性。国内虽然逐年在降低补贴幅度，但这种下降的幅度多是人为制定，与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比例并不紧密挂钩。而且，与产业总量控制联系也不够“没有从全产业链的角度出发，将补贴比例与装机容量结合起来考量”。

    这些都给产业政策的实施留下了重大漏洞。2011年，与光伏电池快速降价相反，政策提出的是高额补贴，再加上地方的项目核准权限，引发西部数省区爆发性的大规模光伏电站建设热潮，但因为与光伏中长期规划和电网建设衔接不力，“大跃进”式抢建的光伏电站最终面临闲置“窝电”的严峻形势。

    此外，太阳能作为一种新能源，除了大家熟知的可再生永续利用和清洁外，还具有能量密度低、带有随机性和间歇性、尚不能商业化储存的特性，“根据技术经济约束条件，宜采用分散式、分布式开发方式，将其就地、就近利用。”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曾撰文称。

    但事实上，政策引导的结果恰恰与此相反。“当前的国家政策总是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永远不是系统化的思维。”在某光伏企业的张总看来，中国的上网电价政策缺乏相应的细则，例如没有规定补贴截止日期，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此外，上网电价没有分区，于是大批发电站被集中建设到光照资源丰富的西部，但其内部无力全部消化，最后又要向东部远距离输送。如此之下既浪费了资源，又使得成本大增，进一步降低了经济竞争力。

    近日，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12年金太阳示范工作的通知》，正式开启第四期“金太阳”屋顶工程。其中，对用户侧光伏发电项目给予7分/瓦的补贴，而这占到屋顶项目投资成本的50%左右。这让身处“寒冬”的光伏企业感到了一丝暖意。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沿用旧的政策模式来扶持引导新兴产业，是光伏产业重走其他产业发展老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应结合新能源特性，出台更多“造血”的产业政策，突破体制“网关”。

    多政策“输血”光伏业
 
    “金太阳”示范工程从2009年7月启动，其主要是针对终端的光伏补贴计划，如在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商业区进行集中建设的用户侧光伏发电项目，利用工矿、商业企业既有建筑等条件分散建设的用户侧光伏发电项目等。截至2011年第三期，“金太阳”示范工程已达到600兆瓦的规模。

    而这一工程只是近些年国家“输血”光伏业的政策之一。早在2009年3月，财政部就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出了促进BIPV和光伏屋顶应用的国家光伏补贴计划。同年底，国家能源局举行了甘肃敦煌10MW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的特许权招标。这一年可以说是中国光伏市场的转折年，在这些光伏激励政策的刺激下，2009年中国年度光伏新增装机量达到160MW，超过了截至2008年底的累计安装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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